我在成都修古籍：穿越千百年的“指尖舞蹈”

　　成都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自2022年9月19日零时起全市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继续加强常态化疫情防控。

　　并没有太大变化，但实际上修复师面对的问题异常复杂艰涩。“从古籍前期的拆解，到档案的制作，再到材料的准备，面对每一页书页，我们遇到的问题都是千变万化。”陈吉星说。

　　从脱酸到配纸染纸，再到修复装订，古籍修复就如同“做手术”一般，每一步都需小心翼翼，不容出错。

　　首先要将古籍进行脱酸清洗，并完成配纸，这是最为关键的一步。同时，古籍修复讲求“修旧如旧”，不仅要求纸张材质、纹理与古籍质地相同，更要求颜色相近。“这十分考验古籍修复师手法的轻重，以及对多种修复工具的调配。”

　　陈吉星修复完成的第一部古籍是民国二十一年。这也是他第一次做档案、第一次选纸，第一次独立修复，第一次裁剪锤书，第一次装订......

　　“当中我遇到了很多难题，常常在工作台前陷入焦虑，但每次师父都会淡然处之，并且非常有耐心地指导我解决问题。在师父的身上，我体会到了‘修心’的力量。自那以后，我的心态也慢慢发生了改变。”陈吉星说。

　　在无数次往返于库房与工作台之间，经历无数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后，第一本古籍在陈吉星手中重获新生。那一刻，他的内心被成就感与自豪感牢牢占据。

　　成立至今，四川省古籍修复中心共修复完成各类古籍498部，4489册，总量超55000叶，包括有入选的宋刻本、元刻本、明洪武南京刻本等25种。

　　谈及接下来古籍修复的重心，陈吉星告诉

　　不过，陈吉星也坦言，“其实每一本到我们手上的古籍都是同样的珍贵，我们需要一视同仁，让那些在岁月长河中受损的书籍恢复其原有的容貌与功能。”

　　古籍修复技术是一门流传了上千年的文化。据不完全记载，古代蜀派有绝技“借尸还魂”，京派“珠联璧合”，津派“千波刀”，杨派、苏派的“浴火重生”等。然而时光荏苒，许多古法手艺早已失传，难觅踪影。

　　对于新一代的古籍修复师来说，已难以习得那些失传已久的修复绝技。同时，对于古籍修复这样“容错率极低”的领域来说，古籍修复经验的累积意味重大，绝非一日之功。“经验在古籍修复师的职业生涯中尤为重要，眼观、嗅觉、体感，都考验着古籍修复师的综合判断力，不可急于求成。”

　　“以前对纸张的判断全靠老师父的那一双手，这都是通过时间和经验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师父袁东珏那早已磨掉的指纹就是岁月的见证。对于我们这些青年修复师来说，由于缺乏足够的经验，于是需要借助一些仪器来帮助我们。”陈吉星说。

　　“目前我们修复中心有专门的实验室，配备了撕裂度仪、耐折度仪、纤维测量仪、专业实验室pH/ORP/温度测定仪、AE系列天平、白度仪、古籍修复显微镜套装、电子拉力试验机等高科技仪器。”陈吉星告诉

　　事实上，一系列新技术的启用正在使这项传统的技艺变得更加精细化和程序化。像是测厚仪以及纸张纤维分析仪的投用，可以更准确地测算出书叶厚度及成分，以便精准匹配补纸；而测酸仪能准确测量书叶酸度，从而检测古籍修复脱酸效果。同时，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四川省图书馆部分珍贵古代文献已进行影印再造，“再造善本”包括清稿本、明版等近30种；一批古籍的影像也已保存制作成电子书，供读者在网络数字阅览平台阅读。

　　“这种方式能拉近普通读者与古籍的距离，古籍再生性保护将让孤本不孤、化身千百。”四川省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古籍部副主任罗涵亓指出。

　　此外，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目前我国已建立多个古籍整理自动化和可视化平台。比如，“知识图谱可视化系统”，对240万字的进行了文本处理和分析，将2000多位宋元理学学者、近100个学术流派所涉及的人物、时间、地点、著作等提取出来构造成知识图谱。

　　回顾所来径。自中国开始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古籍修复技艺正式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以来，经过十几年不懈努力，以及一系列卷帙浩繁的古籍整理基础工作，目前中国古籍分级保护体系基本建立了起来。而像陈吉星一样的古籍修复师早已从当年的不足百人，迅速增长至数千人，无数对古籍怀抱着热爱的人加入了进来，老中青三代古籍修复师，用不同的方式，或传统或现代，一齐对抗着时间的洪流。

　　古籍修复师，就像是一群与时间赛跑的“心灵捕手”，从浩如烟海的地下库房之中不知疲倦地捕捉并保存古人的万千思绪、旧时的离愁别怨以及那一份独属于中国人文精神的绵密“乡愁”。